党内政治文化从文化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两个层次，一是指以政党为认识主体，包括党自身的思想纲领、意识形态、立场观点等政治信仰文化和党的路线、方针、原则、纪律等组织文化；二是指以党内成员为认识主体，包括党员对上述信仰文化和组织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外在行为表现；从文化内涵来看，主要包括党的信仰文化、组织文化、行为文化等。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仍处于幼年，党的建设仍处于初期阶段，党的政治文化亦处于培育形成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生成的奠基时期。苏区研究向为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和党史党建研究的热点，相关成果众多，围绕苏区时期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则近年来才日渐显现，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举，推动了党内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发展。但整体而言，党内政治文化研究多集中于概念的界定、内涵的剖析和建设意义等现时代研究，从历史角度尤其是关于苏区时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为数不多的现有研究中，直接以苏区党内政治文化为题的十分稀少，而苏区党的建设和苏区精神的相关研究所涉及的则多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培育途径、历史启示和当代价值等内容，从文化生成动力角度进行的探讨仍未能见。

一、苏区时期的党内矛盾

苏区时期，党的发展因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低谷的到来而陷入低潮，虽然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信仰不曾动摇，但在革命低潮时，如何强化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如何根据形势新变化及时调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原则等等现实问题都需要重新进行思考，党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再加上作为上级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挥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些涉及党的深层次文化问题的认识上产生了诸多矛盾与分歧，这些矛盾既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曲折发展的体现，矛盾的产生及其最终的解决亦是党内政治文化不断前进的内生动力。

所谓党内矛盾，从性质上看主要有两类，即党内斗争和党内分歧。

先看党内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三次“左”倾错误的先后出现及其对实践的错误影响是当时党内斗争的集中体现。1927年，随着“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由公开活动被迫转为秘密状态，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党在同年的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新方针，会议批判和结束了党内“右”倾错误，但滋长了“左”倾错误的形成，此后，党内先后历经了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11—1928.04)、李立三昌险主义(1930.06—1930.09)、王明教条主义(1931.01—1935.01)三次“左”倾错误。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高峰是1927年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会议在中国革命形势、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等方面都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是“不断高涨”和“不断革命”，在革命任务上虽提出要全国武装暴动，但主张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对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和领导秋收起义的中共湖南省委全体成员给以纪律处分，并将毛泽东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1]250。李立三“左”倾昌险主义的高潮是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上，李立三做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报告，错误地估计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夸大革命力量和统治阶级的危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据此提出“左”倾冒进的军事路线，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雄壮口号，并在组织上，为配合全线武装行动，对党、团、工会等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2]。1931年，在共产国际的强势干预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仓促召开，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被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参加会议，并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王明在会上宣扬“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和被选为中央委员提供了前提，会议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在《两条路线》(后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提出的“左”倾机会主义总纲领，成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确立的开始[1]310。三次“左”倾错误在中央的先后产生对苏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赣南闽西虽远离中央所在地上海，但中央的领导并未因地理上的距离而缺失，其“左”的错误思想在苏区的贯彻落实，使上海的“洋房子先生”和山沟里的暴动者时不时产生矛盾。这种矛盾斗争集中体现在中央对苏区革命实践的各种时不时的批评和指责。1930年，为强令执行“左”倾冒险主义，上海中央派涂振农赴汀洲传达中央的有关决议，涂来到苏区后批评红四军前委犯了路线错误，“中央认为，目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和‘富农路线’”，认为红四军存在新的右倾主义，“表现在：一、否认突然的扩大；二、逃跑主义，放弃了大的敌人，放弃了大城市。”要求红军打破右倾观念，进攻中心城市：“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3]89。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确立统治地位后，对苏区亦批评不断，1931年8月，临时中央在听取苏区汇报后致信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认为毛泽东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犯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调和路线”的错误以及“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并要求对各地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改造”，主张“中央为加强对于苏区党的直接领导派遣中央代表去设立各苏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这是绝对需要的”，强调“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或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 推动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苏区的进一步施行[3]90。再看党内分歧，因工作意见分歧产生矛盾是苏区时期党内矛盾的另一个表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事业和党的建设面临全新的形势，围绕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开展党的建设等基本问题，党内尤其是苏区党和红军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期间在工作实践中，党和红军领导人之间难免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其性质有别于党内路线之争，更多的是工作意见建议上的不同和争执，二者的区别除了工作分歧多围绕具体问题而不象路线之争多涉及革命性质、革命任务等宏观问题，更多的是工作分歧多会在协商之后和平解决，不会实施以“残酷斗争”的解决方式。这种分歧在苏区时期主要有以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