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字材料可考的上古时期是我们时间观念的萌芽和成熟期，是时间词汇形成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人类跨越蒙昧、走向文明、拓展认知、建构文化的至为关键的历史时期。发掘这个时期内时间词的形成发展规律，可供管窥整个汉语词汇系统的形成发展规律。这个时期内时间词的由无至有、由少积多、从具体到抽象、从零散到系统，可以充分反映出汉民族先民的认知发展水平，以及独具魅力的传统华夏时间文化。

一、农耕文化与时间词汇的互动共变

笔者从甲骨文、金文和先秦文献中收集到的时间词接近900个，这足以证明先秦时期的华夏先民已经拥有了非常丰富的时间观念、非常庞杂的时间系统、非常深刻的时间哲学。而这些时间词汇中，大约有1/3与农业生产和农业生活密切相关。

以记年为例：据《北史》和《新唐书》记载，直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突厥族仍然“不记年历，唯以青草为纪”。而唐代西部的宕昌羌、党项羌同样“候草木荣枯以纪岁时”。又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和洪皓《松漠纪闻》等书，北宋时期东北境内的女真族。亦“不知年岁”、“不知纪年”。如果有人问他们年龄多大，“则曰吾及见青草几度”，大概以草青一次为一年。藏族在文成公主入藏前也流行着“候草木纪岁”的时俗。据说蒙古族至成吉思汗时，也还是“但见草青，即为一年。”［1］这是游牧文化对于草原上讨生活的人造词用词的影响。

农耕文化为主的华夏文明历程中，纪年的词有很多，也曾出现过草木纪年。《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今兹美禾，来兹美禾。”注曰：“兹，年也。”《春秋公羊传》桓公十六年说的“负兹”，注云：“兹，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曰以兹为年。”但这种纪年方式很快被摒弃不用。人们更习惯用时间词“年”、“岁”来记时，这是因为“年”和“岁”更符合华夏文明主流——农耕文化的要求，因而得以留存至今。《说文》曰：“年，谷孰也。”《春秋谷梁传》曰：“五谷皆熟谓之年。” 甲骨文中的“年”字也形象地描绘了一棵饱满沉甸的禾穗。汉字“岁”的意思也是“年谷之成”，其原形为收割谷物的一种工具。因为每年收割一次，所以后来借这种工具的形象来表示一年的周期。此外，在《国语》、《左传》等典籍中，还能看到“五稔”的说法，汉族先民的这些纪年词汇的形成与发展甚至是消亡，很显然也受到了农耕文化的推动和制约。

再以季节为例：生活在尼罗河沿岸的埃及人，“年”的意识显得特别的强。他们依据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水位升涨给农作物种植带来的影响，将一年划分为泛滥、生长、收获三个季节。尼罗河的节奏成为埃及人季节感知的依据。［2］而生长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中华先民，由于地理和环境的差异，对于河水泛滥，没有感受到埃及人民的那样深沉的切肤之痛，缺乏那样紧迫的生存危机，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从生存之本——作物的种植角度去分割时间，由春秋两季进而划分出四时来。很显然，季节的分割和命名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推动和制约。

时间与空间交织而成的多维生存场景，是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体生存的基本方式。虽然与其他生物共享同一生存空间，人却是唯一能够创造语言符号、运用语言符号并在语言化行为中创造文化、塑造自我、彰显存在的语言动物，也是唯一能够创建文化、享用文化并在文化性活动中创造语言、塑造自我、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动物。怀着一颗好奇的心，人类不断地认知事物、解释事物、表述事物，以人性为圆周，创造出人所独有的充满语言符号的文化世界。而文化世界，一经形成，又不断地推动和制约着民族人的符号思维与言语行为，规约着语言符号沿着文化既有模式繁衍生息。

语言当中的语词符号与文化符号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作为文化创造的中介媒质、凭借手段和表现方式，语词发挥着概括和表征、引渡和导向、定型和建构的功能，从而使文化具有民族人独特的语言特征，将之从风格上与它民族文化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作为语词符号创造的动力、表述对象和存在价值，文化理所当然地发挥主导作用，推动语词的形成和发展，制约语词的形式与内容，规缚语词的解释和运用，从而使语词打上深刻的文化烙印，形成区别于他民族语言词汇的多种风格。简而言之，文化是语词形成发展的动力，而语词形成发展的一大效应就是建构了民族人独有的文化模式。二者相互交织，共变促生。